近年的多物種思潮提醒我們：人並非孤立的個體，而是一個與非人者彼此滲透、彼此生成的「開放系統」。這個「非人」既包含與我們共居城市與山林的動物，也包含日用器物、化學物、基礎設施與看不見的微生物。當我們把「我」想成一條分明的邊界，生活中的許多經驗其實早就悄悄把它沖淡了：一副眼鏡、一台手機、一道疫苗、一次過敏，甚至一縷氣味，都在身體與世界之間寫下不斷流動的連字號。多物種研究與人類學的「超越人類」轉向不只是在修補知識的缺口，而是在改寫關係本身——我們不是世界的中心，而是世界流動的一部分；不是所有物的主人，而是萬物網絡中的節點。
胡賽兒曾經指出，經驗中的「物」並非孤立地躺在那裡，物的意義總是在關係裡被構成：這張桌子之所以是「書桌」，不是因為某個抽象定義，而是因為它在我的身體行動與生活世界中被當作閱讀、書寫、思考之器；反過來說，我的身體也在與桌子的互動裡獲得定位，形成一個能夠伸臂、伏案、翻頁的感知—行動中心。桌子不是純客體，身體也不只是主體，兩者的意義在相互指涉的地平上同時到來。這樣的見解不只停留在知識論上，而是日常的肌理：當桌面堆滿校樣與紙張，時間在其上變得更具密度；當桌面空無一物，它又成為展開新計畫的空白場。物與人彼此定義，世界就在這樣的共構裡被「放上舞台」。
梅洛龐蒂進一步把身體從「純粹的觀看者」解放出來：我們不是帶著一架透明相機在觀看，而是以一具可觸、可被觸的身體在世界中棲居。身體是我們投射觀點的起點，也是會被桌角的冰涼、紙面的乾澀、鍵帽的彈性重新調音的物質。於是，感知不再是主體向客體的單向射線，而是「交織」（chiasm）：我觸物、物也反觸我；我看山、山的陰影與風把我的站姿改變。這種交織讓「自我」變得多孔——我們的感受力，從來就是世界穿越而成的地形。
把視線從「物在人之中」移向「人於萬物間」，人類學提供了生動的路徑。德博拉．伯德．羅絲在《野犬傳命》裡，透過澳洲丁狗的故事追問一種倫理：在大滅絕時代，如何與非人者維持承諾與哀悼的關係？艾杜亞多．康在《森林如何思考》裡則讓我們跟著厄瓜多高地的魯納人理解森林如何以符號與跡象「回想」與「回應」，從而逼問「思考」是否只屬於人。這些作品不是擬人化，而是去中心化：把人放回相互關聯的生態、語意與歷史之網，承認別種生命也在以各自的方式敘述、記憶、決定與互動。當我們願意傾聽森林的語法與野犬的命運，「社會」就不再只由人組成，政治與倫理的邊界也隨之外擴。
唐娜．哈洛威以「賽博格」隱喻指出：科技與生物在我們身上早已混成一體。我們的身分不再只由血肉界定，也由物質與裝置共同拼接——隱形眼鏡矯正了景深，心臟支架延長了節律，慢性病藥物重寫了代謝，甚至微生物與病毒也在身體內外不斷更動邊界，改變我們的免疫記憶與未來可能。此刻的「我」並不「擁有」物質，而是與物質糾纏而生——一個由鉸接、替換、維修、相依所構成的生存編織。賽博格論述的關鍵不是讚頌科技，而是要求我們誠實承認：人類本體從來就是跨物種、跨材質、跨尺度的混成體；承認之後，責任也要被重新分配——不只是人對人的責任，還有人—物—環境之間的連帶。
當人與非人的邊界變得可滲透，正義的視野也必須擴張。若桌子會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裡獲得意義，森林會以它的方式「回應」，野犬的存續會牽動我們的故事，而我們又以賽博格之身與物質彼此裝配，那麼「社會正義」便不再只是一種人—人之間的安排；它也必須是人—非人之間的承諾：為了與河流、海風、候鳥與細菌共同生活，我們需要削減碳排、需要重新規劃城市的尺度、需要放慢資源消耗的節拍，讓物質與生命的循環有喘息的時間。這不是把人降格，而是把人放回共生的舞台中央——不是主宰之位，而是關係之位。當我們以此重新調整日常的選擇與制度的設計，所謂「文明」將不再只是建築與技術的堆疊，而是萬物彼此成全的能力。願我們在每一次伸手觸摸桌面、每一次走入樹影、每一次吞下一顆藥丸時，都記得：物質並不只是背景，它們與我們一起書寫未來——而那個未來，必須是多物種可居的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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